我蹲在二十八层写字楼的逃生通道里，指尖的煊赫门正在燃烧第三道烟灰。楼下的长安街车流如静脉注射的尼古丁，把我的记忆冲回了1998年那个沾满烟油味的黄昏。
十二岁在鲁西南玉米地初见香烟魔力时，爹正把丰收牌烟屁股按灭在鞋底。“抽的不是烟，”他吐着发黄的烟圈，”抽的是活着的滋味。”那时的烟是硬通货——三叔公嫁闺女，成条的哈德门堆得比馒头山还高，新娘子敬酒时得往宾客耳朵上别烟，比发喜糖还体面。我偷了半包飞马躲在草垛后学抽烟，二伯逮着我就骂：”毛没长齐糟蹋好东西！”可当晚他塞给我两支金丝猴：”记住，烟要散贵的，自己抽贱的。”
十七岁进城打工，帆布包里两条大前门成了敲门砖。工头接过烟在水泥袋上磕了磕：”小子懂事。”那年头工棚里飘的永远是红梅烟，可给甲方的得是玉溪。有回甲方经理把整条中华扔回来：”现在都时兴苏烟了。”我才知道，连贿赂都在更新版本。
2015年冬夜，玉芬抱着马桶干呕的第三周，我把烟灰缸扔进分类垃圾桶。她捏着验孕棒冷笑：”上个月你散出去三条软中华，够买半罐进口奶粉。”这个曾用计算器敲《致爱丽丝》的川妹子，如今手机里存满”二手烟致畸率27%”的论文。公司楼下的红塔山涨到十二块时，我在便利店转了八圈，最终买了罐DHA藻油。
产房外撞见项目经理老周偷吸电子烟，蓝雾从他鼻孔溢出像被阉割的龙。”现在甲方都改抽这个，”他晃了晃镀铬烟杆，”说是没有二手烟害处。”可我看过他微信，前天还给局长快递了两箱古巴雪茄。新时代的烟酒经济学，不过是把污染从肺叶转移到了臭氧层。
2021年体检，医生对着我的胸片咂嘴：”您这肺，像腌了四十年的腊肉。”那些絮状阴影让我想起爹临终前痰盂里的褐色块状物，像泡发的烟丝。儿子夺我藏的黄鹤楼时，手背纹着赛博朋克风的电子烟图案——这个雾霾里长大的”后浪”，正用薄荷爆珠对抗996焦虑。”知道为什么叫’煊赫门’吗？”他晃着细支烟盒，“抽的不是尼古丁，是社交元宇宙入场券。”
清明回乡，县城十字路口的”老刘烟酒”已变成”雾界体验馆”。玻璃柜里电子烟弹像微型军火库，陈列在褪色的红双喜海报下。”镇痛款卖得最好，”老刘儿子刷着短视频演示，”肺癌晚期客户都说，这比吗啡体面。”他耳后蓝牙耳机的冷光，让我想起其父用火柴点烟时跃动的火焰。
昨夜儿子房间传来刺耳警报，冲进去时他正藏起金属装置，蓝莓味蒸汽在月光里漂浮。”这叫口吸式雾化器…”他梗脖子的模样，像极了当年草垛后的我。智能手表持续报警PM2.5超标，这个会监测空气污染的年轻人，却在制造另一种烟雾。
今晨路过工地，民工们蹲在脚手架下抽红双喜，烟盒上”吸烟有害健康”的标语被晒成了淡粉色。阳光穿过他们指间的烟雾，在地上投出老胶片似的暗影。我突然明白，香烟早不是单纯的消费品——父辈用它兑换尊严，我们用它计算生存成本，年轻人拿它购买幻觉。
玉芬在雾界体验馆等我，面前”烟云玛奇朵”的奶油拉花正被电子雾化器催融。”二十年前女人劝男人戒烟，”她转动细长的爱喜烟，”现在我们自己买女士烟，抽的是不被定义的五分钟。”
此刻我站在落地窗前，口袋同时装着戒烟贴和尼古丁口香糖。楼下的长安街依然车流汹涌，像条巨型卷烟在燃烧。儿子发来他设计的电子烟包装稿——梵高《星空》被P成肺叶纹理，广告语写着：”每口呼吸都是宇宙大爆炸。”
或许该带他回鲁西南的晒烟场，点燃混合着传统烤烟和葡萄味烟弹的篝火。看两种烟雾在风中撕扯缠绕，最终都化作同一缕叹息。我们这代人终究活成了过滤嘴——明知滤不掉焦油，仍固执地在燃烧时假装体面。